一般来讲，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都是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工资薪酬制度开始，再逐步扩大到最广大人民群众。但目前的经济增长的好处过多地分配给了政府和企业，尤其是垄断企业，虽然身处较为富裕的江苏农村，但最近一年来，泰州姜堰市的王松林还是深感生活的压力在逐渐增大。32岁的他，拥有高中文凭，在镇上的一家比较大的工厂里从事车床加工，月收入大概在1400元左右。

　　除了王松林在辛勤工作以外，他的妻子也在镇上一家纺织厂工作，月收入能达到800元左右，但工厂开工很不稳定，经常一放假就是两三个月。此外，王松林的父亲，除了种地，还做起了代充煤气的生意，每天骑着三轮车走街串巷，每替人代充一罐煤气，大约能赚到3块钱左右的利润。

　　这是最典型的勤劳而忙碌的普通家庭之一。但最近，王松林感觉自己的生活正在发生一些微秒的变化。“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王松林说，“以前我喝两块钱一瓶的啤酒，但现在我喝一块二一瓶的了，这酒不好喝，有点泛苦。” 物价的变化让王松林一家感到了压力，生活也逐渐变得拮据起来。

　　物价是这个农村小镇所面临的最大冲击之一，虽然猪肉涨价给农民带来了一定的利润，但这里的肉价也已经涨到了每斤12～14元的高位。由于不像城市里面那样有一定的市场管理调控和职能部门的价格协调，农村的商品售价几乎都处于最直接裸露的自由状态。简单地说，只要任何一种商品的进价涨了多少，在农村商店里面的售价必定也会随之上涨多少，都是小本经营，谁也无法抵御成本增长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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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这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平均每个月大约能积攒到800元钱，一年大约能有一万元左右的积蓄。但由于今年以来很多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都在上涨，除去日常费用和一些必要的支出外，每个月的收入盈余已经似乎不到800元。虽然厂里有传闻说要给员工增加工资，但幅度较小，大概只在100元左右。细细盘算下来，王松林还是对今年能否存到一万元表示担忧。

　　这样一个以缓慢的速度积累财产的家庭，要应对年迈双亲和一个孩子，几乎毫无风险抵抗能力。2006年，王松林年逾六旬的母亲因为脑颅内长了一个良性肿瘤专程赶到北京天坛医院进行治疗，一共花去4万元左右的治疗费用，几乎花光家里的全部积蓄。

　　“我儿子今年6岁了，马上要就读小学，虽然学费只要几百块钱，但别人家的孩子都花钱去读好学校，我家孩子怎么办？”因为汽油涨价，王松林把摩托车停在家里，骑自行车去上班。

　　工资不够用了

　　对于工薪族来说，物价上涨的最直接一个后果就是，他们的工资渐渐缩水了。

　　把美国国会规定的7.25美元/小时的联邦最低工资标准，除以2007年8月3日美国劳工部公布的7月份美国工人平均小时工资17.45美元的最新数据，得出的比重是41.54%。再把北京市规定的每月730元、全年8760元的职工最低工资标准，除以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2006年全市职工平均工资的36097元的数据，得出的比重是24.25%。

　　从政府规定的工资标准可以看出，中国的工资收入各个档次之间的距离的确要宽松的多，最低工资和平均工资已经相差5倍，如果和高于平均工资的高收入者相比，则差距更为显著。

　　二十多岁的年轻大学生张倩，刚刚毕业参加工作，在华中一个城市的医院从事护士工作，她的基本工资刚刚超过政府规定的本地最低工资标准50块钱，其他的收入则要靠辛苦的加班和长时间的辛勤工作来获取，在一个月要值班12天的高负荷工作压力下，她一个月大概可以拿到1600块钱的工资。虽然医院里也有拿3000多的人在，但那一般都是已经具备十多年工龄的老护士了。

　　而她的父母，自从前几年下岗后，也都一直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父亲在电脑城倒卖盗版光盘，风险大而且收入极不稳定，有时一个月能挣两千块，有时躲不过工商核查又把本钱全部赔进去。母亲在一个公司从事卫生保洁工作，月收入大概在四五百元左右。全家人的所有收入加起来大约在三千元左右， 本文由－www.licaihome.com 整理发布

　　由于实施多年的国企改革，使得大量国企已经通过改制成为民营或股份制企业。按照国家提出的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要求，对于民营或私人企业，虽然政府对员工工资增长没有强制规定，但工人可以根据付出劳动和所得报酬的对比水平，来和工厂的经营者、所有者进行谈判，要求增加工资。

　　“我估计，和老板要求涨工资，不会有什么结果，现在工作这么难找，你不干总有人干。要求涨工资就跟上访差不多，几番下来，筋疲力尽的还是我们普通员工。”张倩说，“通过法律手段维权不一定顶用，只要他开的工资在最低工资标准线之上，就是合法的。”

　　失衡的增长

　　如果光看绝对数字，我们会发现工资水平一直处于一个上升通道。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2年全国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2422元，到2006年达21001元，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12％，比同期GDP增幅高2.8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以来职工实际工资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

　　但实际上，我国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一直都在下降。1980年、1990年和2000年分别为17%、16%和12%；2000年到2003年虽略有上升，但依然徘徊在12%～12.5%之间。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统计数据，居民占收入分配比例的份额明显下降，企业的份额进一步上升，政府的份额大幅度上升，到2003年已经发展为61.8%：15.1%：23.1%，政府最终可支配收入的规模迅速扩大，相应居民可支配收入明显消弱。

　　一般来讲，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都是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工资薪酬制度的改革开始的，再逐步扩大到最广大人民群众。但目前的经济增长的好处过多地分配给了政府和企业，尤其是垄断企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司司长邱小平也坦承，在职工工资总体增长的情况下，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以及不同企业之间，收入分配差距事实上正在逐步扩大。工资增速总体上低于GDP增幅，更低于财政收入增幅，国富而民不富。此外，增长的工资也大幅度向垄断企业职工倾斜，造成了收入分配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局面。“平均工资增长”掩盖了绝大多数人相对收入增长不快的的事实。 来源－www.licaihome.com

　　专门研究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陈宗胜教授认为，分配系数比是改革以来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农民增收乏力，农民工工资十余年没有上涨，近年来农业劳动力回报迅速下降而非农业工资率迅速上升是近年来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改革意味着利益在不同主体之间的调整和重新分配。“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应该是使现实的分配差距要低于自然的分配差距，否则这种分配政策不仅没起到促进公平的作用，反而增加了不公平，效率的牺牲就是没有必要的，对于社会来讲就相当于存在两重福利损失。”陈宗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