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60年，我把前30年看作虚数，后30年看作实数。前30年有斗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外斗修帝主义，内斗地富反坏，直斗得天昏地暗、是非难辨，生产力的创造自然也就退居“二线”了。后30年虽有竞争却没斗争，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空前解放，我们成为全世界最为耀眼的一个“增长极”！ 

　　下一个30年，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怎么处理？“和谐”就是硬道理。 

　　2008年3月9日，我受邀在哈佛大学就企业社会责任发表演讲。在接受提问的时候，我得出一个结论：先富有先富的累赘，后富有后富的便利。西方人过去购买过的东西，像房子和贵重物品，现在就不需要购买了。而我们中国人过去没买过这些东西，所以现在购买力就旺盛。 

　　西方人富了，富有富的副作用，食利阶层逐步扩大，许多人是在“用钱挣钱”，那种为工作“殚精竭虑，废寝忘食”的“原始图景”在他们的生活中渐行渐远。但我们没有钱，我们还得艰苦创业，我们还得把自己的脑力和体力挖掘到最大化，“别人睡觉的时候，我们得走着”，这正是我们可以后来居上的理由。 

　　众所周知，新建企业的设备一般总是比先建企业的设备要前卫一些，而先建企业又不可能一夜之间把所有的旧设备统统扔进垃圾场。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之间也往往面临着同样的际遇，这也是后来居上的理由。 

　　我们中国创业者最大的幸福，就是坐拥全世界最大的市场。而且，你对这个市场的脉搏有可能把握得最准。 

　　所以，当你做成了中国第一，就有机会成为世界第一。 

　　在哈佛打嘴仗，有提问者说美国公司“如何如何负责”，中国公司“如何如何不负责”。我说，当中国古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时，你们还没建国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和公司管理层有过多次讨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衡量一个企业是否履行社会责任，宜用“行为标准”，而不宜用“动机标准”。 

　　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上，存在“公益背后有收益”与“公益背后无收益”之分，也存在“有限公益”与“循环公益”之别。 

　　因此，讨论跨国公司与中国公司谁更“善”，答案不重要，只有一样东西最重要，那就是中国人的责任与自信！